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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7, 43, 1457, 1, '知俞先生', 11, '俞秀松建党第一功', 1220926789, '俞秀松建党第一功 三十三世鹏飞 俞秀松没有参加1921年在上海召开的中共第一次代表会议,很多人不知道其中的原因,因为俞秀松是中共最早的八个发起人,而且,很长的时间主持了党的具体的日常工作,从外语学社到青年团的日常工作,从党的秘密刊物《共产党》月刊到中共领导组织的第一个工会上海机器工会。所有的事务都是俞秀松在操办,所以俞秀松实际上是党的秘书长的角色。\r\n当时俞秀松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是到莫斯科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在的6月25日少年共产国际“二大和6月22日至7月12日召开的共产国际三大。如果俞秀松不去苏联,作为青年团的代表、作为党的工作实际主持人、肯定会参与一大会议的筹办和出席一大会议。\r\n然而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在万里之外的莫斯科,俞秀松单枪匹马地进行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立下首功。\r\n1921年6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先后召开了共产国际三大和少共国际二大。\r\n共产国际的三大代表只有俞秀松和杨明斋二人。少年共产国际“二大”的中国青年团代表,有俞秀松、张太雷、杨明斋、陈为人四人。\r\n陈为人、张太雷都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批团员。杨明斋则是维金斯基的助手,和陈独秀一起在上海筹建了中国共产党,他是联共党员。他的任务是陪同俞秀松等人参加大会,并负有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党的创建情况的责任,。\r\n而四人中唯一受到共产国际正式邀请能到会的代表只有俞秀松一人,也是唯一被授有表决权的中国正式代表。\r\n俞秀松是3月29日离开上海先到北京,取道长春到哈尔滨,等候苏俄接应出境。\r\n俞秀松到达莫斯科后,一些事先没有意料的事情出现了,比他先到莫斯科还有其他形形色色的所谓的“共产党”组织的代表和“社会党”组织的代表,至少有五六家之多,而且已经有二家已经得到共产国际三大的代表证,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r\n目前已经很难考证清楚继俄国革命之后,在中国自发涌现出来的“共产党”究竟有多少家了。但已经找到有史料记载的共产党至少也有五、六家之多。\r\n 1“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旅俄华工联合会的领导人刘泽荣(又名刘绍周) 创建的。他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刘绍周倒是旅俄华工的出色代表。他既出席了共产国际的“一大”、“二大”,是俄国共产党华员局负责人之一,原本有可能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一次意外的火车事故,使他受伤。失去了机会。\r\n 2,“无政府共产党”, 最早在1919年刘师复就试图组织,却未能成功。刘师复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曾在上海、广州组织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它的“告失败书”记述了它所作过的努力。(前引《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第29—30页。) \r\n2其次是此后不久出现的四川重庆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中保存下来的的材料:它在一九二一年初提交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书说明,它“于1920年3月12日在重庆正式宣告成立”,曾经发展到大约100位成员。(〈关于四川重庆共产党的报告〉,1921年。) \r\n4,由“五四”期间中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人姚作宾等人组织的“中国共产党”。 姚作宾在一九二0年五月曾专门前往海参崴请求俄国人援助中国革命,得到承诺后即回国秘密组织共产党,又转赴莫斯科要求加入共产国际。(参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献,1920—1925》,莫斯科1994年12月版,第49页; \r\n5, 江亢虎是以中国社会党代表的身份,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1911年11月5日,江亢虎在上海把社会主义研究会改组,成立了中国社会党。党员人数一度达到五十二万三千人,在沪、江、浙、京、津及南方各省建立了四百九十个党支部。 一九一三年,袁世凯得势,视中国社会党为敌,杀害了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部长陈翼德。江亢虎屈服于袁世凯的淫威,于一九一三年八月宣布中国社会党解散。 有江亢虎的“社会党”和姚作宾的“共产党”等几个组织的代表同时出现在莫斯科,形势变得扑朔迷离。\r\n一种前景,江亢虎的“社会党”和姚作宾的“共产党”,和俞秀松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都被共产国际承认,那么中国今后将同时存在着三个“正统”的共产主义政党。中国革命将面临“三驾马车”的局面,其发展的趋势,势必淘汰两个,留下一个。这淘汰过程是残酷的,甚至是你死我活的。三方都要损失不少力量,而这力量的损失,归根到底是中国革命力量的损失。\r\n第二种前景是俞秀松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或江亢虎的“社会党”和姚作宾的“共产党”,淘汰两个留下一个。其情势也不容乐观,因为中国共产党时下只有五十三名党员,从1920年8月建党不到一年,正准备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r\n反观江亢虎的“社会党”,他本人也是北大的名教授,社会影响不亚于李大钊和陈独秀,他曾是国内"社会主义研究"的第一人和"新民主主义"的首倡者。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汉文助教、美国国会图书馆顾问。获知列宁创建共产国际,江亢虎设法与共产国际取得了联系,自称中国社会党“奉行马克思主义”。于是,他得以出席共产国际“三大”。莫斯科对他也是“青眼有加”,在国内也有广泛的群众基础。\r\n而姚作宾的“共产党”,在1920年5月曾专门前往海参崴请求俄国人援助中国革命。得到承诺那时,(参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献,1920—1925》,莫斯科1994年12月版,第49页;)。 维金斯基和杨明斋刚刚和陈独秀见面。姚本人也是北京“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五四”期间中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人。\r\n三大力量中,俞秀松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无疑是最弱的。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正在襁褓中的中国共产党就有夭折的危险。历史将重写。\r\n第三种前景,俞秀松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取得共产国际的唯一承认,那时最好的结局。\r\n相对于这些政客老手,俞秀松刚满22岁,完全是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历史天平开始摇摆。\r\n俞秀松分析,江亢虎中国社会党只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性质政党。可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而姚作宾的“共产党”,联共并没有直接参与它的建党。这就可以发挥杨明斋的作用,因为杨明斋是作为联共成员和维金斯基一起到上海,帮助中国共产党建党,而且把建党的过程,不断上报共产国际。俞秀松代表的中国共产党还是有一定的优势。\r\n此时上海正在热切地进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办工作,陈独秀远在广州。由于通讯原因,他们根本不知道万里之遥的莫斯科发生的一切。根本不知道俞秀松受到肩上的千钧重担的压力,也不知道襁褓中的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一场生与死的较量。\r\n俞秀松在杨明斋的配合下,十万火急地向《中共代表俞秀松为姚作宾问题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声明书》,指出姚作宾是北京学生运动的叛徒,不能代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要求撤销对姚作宾所谓的“共产党”的承认,取消姚作宾出席大会的资格。\r\n接着俞秀松又联合张太雷直接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写信,发布了《俞秀松张太雷给季诺维也夫的信》(1921年6月,现存中央档案馆)。揭露江是十足的政客及其反马克思主义的真面目,强烈抗议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承认江的代表资格。\r\n共产国际十分重视俞秀松的信件,进行了研究,收回江亢虎、姚作宾的代表证。俞秀松大获全胜,他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唯一合法组织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也为即将召开的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献上一份无与伦比的厚礼。\r\n江亢虎后来流落国外,从事教育,1940年,心血来潮,突然回国,投入汪精卫的怀抱,当上了汪伪政府的“考试院长”成为汉奸,抗战胜利后关进了监狱,1954年,死在里面。无独有偶,姚作宾也在抗战前期,就投靠了日寇,成了汉奸,当上了青岛第二任伪市长,后被判死刑,二人都无善果。\r\n俞秀松刚从校门踏上社会只有一年多,又是首次在国际共运舞台上亮相,充分体现了他的聪明才智和领导才能。\r\n这次历史性胜利的意义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共产国际正式在共产国际中第一次确定了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唯一合法的政党,从此其正统性再也没有受到过挑战。使党能集中其全部的力量投身到国内革命斗争中去。避免了诸如美国共产党,日本共产党就存在国内长期存在好几个自称是正统的共产党,相互攻击。争斗,形成不了领导的核心,长期一盘散沙的现象。 \r\n2,同时也确立党在国内革命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如果国内共产党是三足鼎立的话,为争夺领导权,肯定会发生内斗,根据中国国情,完全有可能先打一场内战,解决领导权的问题,再谈国内革命。势必自相残杀,削弱革命力量。俞秀松代表中共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一劳永逸解决了这个问题,使中共能顺利地发展。减少了革命力量的损失。加快了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的步伐。\r\n 3,一旦正统的地位确立,能得到共产国际在财力、物力、外交方面的全方位的支持,对于襁褓期的中共来讲,就有了成长的空间,党得以迅速发展。现在已拥有1700万党员,起步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1921年7月12日闭幕,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7月23日开幕。俞秀松立下建党第一功。\r\n虽然俞秀松没有参加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但他是个幕后英雄,他在莫斯科孤军作战,但是党史里从来没有记载过。我是从党史专家杨奎松教授的《关于重庆“共产党”及其他》(《党史研究资料》1992年第12期。)这篇文章中发现这个线索,并,进行深刻的研究发掘,才得以写成本文,并把这一事迹列入我编的《俞秀松公年谱》。以作为对先烈的永志不忘之情。', '58.246.233.116', 0, 0, 1, 0, 0, -1, 0, 0, 0,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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