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荣会2008年3月18日，由我倡议母校在校园中重建的插竹亭终于竣工剪彩，我高兴至极！在此之前，我请著名作家、国家文化部原部长王蒙为之题写了匾额，又请著名作家王充闾、著名书法家恽建新、吴振立等为之撰、书了楹联，还请校友、书法家张玉海为重刻的周邦彦之《插竹亭记》书丹，而我自己也以校友的身份为之撰写了《重修插竹亭记》……我之所以乐为这一切，是因为早在十多年前，我还在母校任教时，就曾多次倡议在校园里重修这座亭子了。 插竹亭是故乡一处于史有据的胜迹，它初建于北宋皇祐年间，后被历史的烟尘所淹。据史载，它原址就在母校附近（甚至还有可能就在校园内）。当然，我当初之所以不断倡议重建此亭，并非仅仅因为这一点，更因为这座亭子与两个有名的人物有关，一位是北宋著名词人周邦彦，还有一位是本地的一位先贤俞栗。 然而我的倡议一直未能如愿，究其原因，竟也正是因为亭子与周邦彦有关。 有人认为这周邦彦虽然因被贬而做过本县县令，但原本只是个风流才子，况且他被贬的原因也并不光彩。 传说周邦彦在京城做了太学正后，原本一惯风流的他，携着得意的春风常常光顾京城名妓李师师的香楼，并乐为其度曲填词。而李师师对于周邦彦呢，由羡其才而慕其人。一来二去，两人你情我愿，打得十分火热。但同时李师师还与当朝皇帝徽宗有着一腿。有天晚上，周邦彦正在李师师处天地一家春，忽然有人来报：“圣上来幸！”并且圣驾已到楼下。周邦彦留自然不是，但走也来不及了，情急之下只好躲到了床下，大气也不敢出。 宋徽宗果然说来就到了。原来当晚宋徽宗得到江南进贡的新橙，想让李师师尝个鲜，便半夜亲自送来。这当然让李师师大为感动。当橙子尝过后，徽宗说由于他今天龙体不适，就不留宿了。此时李师师当然知道床下还躲着个周邦彦哩，徽宗说要走，自然是正中下怀，但是如果就此送驾，又怕引起徽宗怀疑，便以夜深路滑为由加以挽留。而躲在床下的周邦彦，自然是把这一切都听得真真切切。好不容易等到李师师将徽宗送走，周邦彦从床下爬将出来，除了吓出了一身冷汗外，竟还将所听到的情节度成了一首《少年游》的新词：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严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行人少。李师师当然很快便学会了演唱这首新词。不久，宋徽宗又幸李师师，命李唱新曲，李师师不经意间竟将这《少年游》唱了，宋徽宗一听，对其中所描写的情节心知肚明，便问此词何人所作？李师师这才知惹了大祸，但只得如实相告是周邦彦。宋徽宗自然是妒火和怒火一起中烧，但又不便明着发作，便跟宰相蔡京说，听说开封府监税周邦彦，工作不力，工作任务完成得不好，开封府尹对于这样的人为何不上报处分呵？蔡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说，得让我找开封府尹去核查一下再作秉报。府尹更是不知头脑，一番调查后便如实相告蔡京，周邦彦的税额任务是同类官员中完成的最好的。蔡京说，这也要处分……这是圣上的意思……！于是周邦彦便被贬出了京城，去了江南的溧水县作了县令。临行时李师师少不了要去送行，周邦彦又填一首《兰陵王》的新词送给李师师，意在表达自己离京时的伤心和痛苦。周邦彦被贬后，李师师觉得此事多少是由她而起，觉得有点对不住周邦彦，便时时想着要让他官复原职。一日，宋徽宗又幸李师师，李师师便将那首《兰陵王》唱给他听，由于词写得确实是情真意切，再加上李师师唱得又特别动情，宋徽宗终于被打动了，于是便召回周邦彦，让他做了大晟府乐正，后又升为大晟府待制。这个故事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在老家听人说过，后来又看过浙江省越剧团的一出新编历史剧《少年游》，它大体上也是以此为素材的，因此对它的真实性也在很长一个阶段内并没产生怀疑。如果周邦彦真是如故事中的这样的一个人，我们今天在一座中学校园里重建一座与之有关的建筑显然是不合适的。 那么周邦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宋哲宗元祐二年，这一年的江南，春天似乎来得有些晚，本该早已是“春风又绿江南岸”的时节了，但大江两岸还只是“草色遥看近却无”，呼呼的江风还带着几分料峭的寒意。江上一条鼓足风帆的客船急速顺流东下，当行至江宁（今南京）城西的石头城下的江面时，终于收起了帆，并渐渐靠上了城下的码头。船工伸下跳板，一位中年书生从客舱中走了出来，并沿着跳板下了船，当然身后还有三两随从。 码头上的两辆马车和两三个官差模样的人似乎在那儿等候多时了，但书生走上码头后并没有急着上车，而是拨开嘈杂而混乱的人群径自走去——也许是他在船上坐的时候太长了，想走一走松松筋骨吧！于是一辆马车在装船上卸下的行李，另一辆则跟在他身后慢慢地走着。 码头离城并不远，通向城里的路自然也不长，但路两边店铺却很多，几乎是一家挨着一家，所以这段路实际上也是一条街，只是看上去有点乱，不过这与永远都乱糟糟的码头倒十分协调。店铺以卖包子馒头和馄饨为主的那种小吃店为最多，但也有门口挂着红灯笼的酒楼。此时已近傍晚，有店家已在为那些店门口的灯笼上蜡了。 一阵丝竹之声不知从哪一家歌楼的窗口飘出，当然还有和着丝竹的轻唱：“一夕东风，海棠花谢，楼上卷帘看……” 书生听到了，他放慢了脚步，似寻声凝望。 “老爷，这不是您去年新填的那首‘少年游’吗，都传唱到这儿了！”跟在他身后的一名随从紧走几步凑到了他面前说。 “是呵，我也正有些吃惊哩！”说着，停下了脚步，仰天长叹一声，举手掀起车帷，一抬腿上了车。 这时，后面装行李的另一辆马车正好赶了上来。于是车夫吆喝一声“驾！”一阵响鞭后，两辆车便一前一后地向城中驶去……这是今天我凭着自己的想象所作的一次情境再现，情境之中的书生不是别人，正是北宋大词人周邦彦，此为他从荆州前去溧水上任县令时的情景。北宋时，溧水是江南路江宁府治下的一个小县，荆州与江宁有长江相连，周邦彦自然是乘船东下先到江宁，打算在江宁府报过到后再转旱路前去溧水。 周邦彦这个名字，今天的一般人或许并不是太熟悉，大学中文系的文学史教材上对他是这样介绍的：“周邦彦（1056——1121），字美成，号清真居士，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北宋后期著名词人。少年时落魄不羁，曾沿江西上，客游荆州。后来在太学读书，因“因献《汴京赋》得官……”（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这样的介绍大体上并无错谬之处，只是我在再现情境之后引出它来，你或许会问：他这一次为何又从荆州而来，难道又曾去那儿“客游”了吗？他“因献《汴京赋》得官”，得的是什么官，难道就是他这将要上任去的“溧水令”吗？如果是这样，新官上任的他该是一路春风才对呵，为何神情如此落落寡欢呵！ 的确，周邦彦这次好歹也算是升了官，因为在荆州三年，他事实上一直赋闲，此时升任一县县令，也算是有职有权了，但是，他此时的心情是一点也得意不起来，相反是更加的落寞而复杂。要知道六年前他可就是京师太学堂堂的太学正了！太学有点儿如今天的国家社科院，太学正这个官在当时属于中枢之九寺五监系列，有点如同研究生院院长副院长之类，在我们今天看来好像并无多少实权，但级别不低呵！在当时许多人的眼里那是一个前途无量的职位。我们这里不妨将之与其他同时代人作个横向比较：周邦彦有叔叔周分阝，周邦彦做太学正时，他已中进士二十多年了，但也只是一直在地方有做着县州一级的官，想做京官似乎还没有日子；大名鼎鼎的黄庭坚，也中进士近二十年了，但多数时候也只在州县一级做地方官，在京城里做过的最大的官只是国子监教授；晁补之的运气要好一点，他中进士十多年后便做到了京官，但也只是国子监教授；至于同样是大名鼎鼎的秦观，同年才考出进士，而他此时已三十七岁，比周邦彦还大七岁。由此看来，对于一般人来说，就算你考上了进士，要想当上京官，似乎也有很远的路要走，而周邦彦并没中过进士便当上了太学正，这意味着什么？那么周邦彦是凭什么当上这个让天下读书人都眼红的太学正的呢？ 一般人升官的途径不外乎有两条：一条是通过科举，另一条是高官保荐。但周邦彦既没通过科举，也没人力荐，他走的是一条什么路呢？是一条令作为读书人的他骄傲无比但决非人人走得通的捷径。 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八月，汴京城修筑工程全面展开。这无论是对于宋神宗来说还是对于他治下的大宋朝来说，都是一件大事。这项工程历时三年，终于在元丰元年（1078年）十月竣工。两个多月后，周邦彦来到京城太学做了一名太学生，这似乎注定了这项浩大的工程要与周邦彦发生某种关系，后来事实证明，它正是历史有意留给周邦彦的一个出人头地的机会。 工程竣工后，照例有许多达官贵人文人雅士为讨皇帝欢心而进一些歌功颂德的辞赋，然而竟没有一篇入得文章行家宋神宗的法眼，六年过去了，神宗一直觉得没有一篇能与他这项浩大工程相配的辞赋，实在是一件憾事。就在此时，他看到了周邦彦献上的《汴都赋》，神宗眼前不禁一亮，于是龙颜大悦，遂下令宰相，立即把太学生周邦彦招到政事堂，“询以政事”，并直接授予还是一名太学外舍生的周邦彦试太学正的官职。 因此文学史书上说他“因献《汴京赋》得”官，是一点不错的。仅仅因为一篇文章，周邦彦就省去了许多要出人头地而必须走的路，这不能不说他实在是太幸运了！而且对他如此赏识和器重的不是别人，而是皇帝！且有着文学爱好的宋神宗，对于那些以上书献文而被提拨的官员似乎有着一种特别的垂顾，也正是在他的垂顾下，那些官员没有一个不是官运亨通平步青云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便是也曾是太学生的钟世美，他于元丰元年（1078年）十一月上书，让神宗读后龙颜大悦，不久便破格提拨他作了试校书郎、睦州军事推官、太学正等，到了元丰四年（1081年）四月，不到三年时间，便做到了承务郎、中书户房习学公事等，身份也从选入初等职官变为京官。要知道，宋代的官制原本有着严格的规定，其中有一条就是，必须有过担任县令的经历，并且要经过三任六考，无不良记录，才能经过吏部改官。我们今天都很熟悉的另一位词人刘永（原名三变），便是因为他的名字让仁宗看着不舒服，吏部便不让他改官，他便最终也只能在地方小吏的位置上调来调去。但只要像钟世美一样，得到了皇帝的赏识，一切便都另当别论了。由此看来，周邦彦的前程可谓是一片锦绣，富贵荣华只是个时间问题。 然而周邦彦如何又落魄地走在被贬的道路上，最终走向江南小县溧水了呢？上面那个广为流传的故事似乎正可回答这个问题。然而这个故事最早出于张端义的《贵耳集》（卷下），并被王国维先生早已证明，此实属“小说家言”。 不过周邦彦被贬那并非小说家言，而是确确实实的事情，只是他最初并非就被贬到溧水做了县令，而是先于宋哲宗元（左边一个“示”字旁，右边一个“右”字）二年（1087年）二月做了庐州教授，三年后又被贬荆州，具体做什么我们今天竟已无法查考，只知道在那里一呆又是三年。也就是说，当周彦邦被调溧水为令时，他已被贬出京城整六年了，并非如小说家言那样，是被贬后不久就因李师师的帮忙便回了京师。 那么周邦彦到底为什么被贬的呢？这个问题与封建时代的许多官员的被贬一样，本身就很难说清——甚至连当时的周邦彦自己也很难说清；再加上至今已事隔近千年，真正说清则是更难的一件事了，但因事关几位著名的人物，所以留给我们的线索还不算是太少，只要我们稍稍细心地理一理，大体上还是可以理出一点着头绪的。 那么这几个著名人物到底是哪几位呢？除去皇帝不算，我们不能不提到的有：王安石、司马光、苏东坡以及“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等——这些名字，似乎便是北宋的半部文学史和文化史。 正是因为这么多名字同时出现在了同一段历史上，这段历史便注定它的热闹和复杂。元丰八年（1085年），也就是周邦彦坐上太学正的位置的第二年，年仅三十八岁的宋神宗在三月份突然驾崩，哲宗即位，由太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在一个男权的社会里，政治中心一旦走进个女人，马上就会更加的热闹而复杂起来，这一次也不例外。 一个中国人，只要读过中学，说到北宋大概不会不知道宋神宗和“王安石变法”，如果再对历史感兴趣一点，甚至还会为“王安石变法”的失败而扼腕，觉得若是成功，说不定中国便能从那时就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了。然而“王字石变法”终究失败了，失败的直接原因看起来是所谓旧党的反对，那么这些旧党的主要人物是谁呢？正是司马光、苏东坡等。许多人都为此而不解——这些名字都是中国历史上与王安石一样闪光的名字呵，怎么会是他们最终让这个在今天我们看起来很不错的“新法”失败了呢？然而这就是事实，这就是历史，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 第一个走到前台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是司马光，他从洛阳出发，带着他花了十数年心血编成的《资治通鉴》回到京城，将它献给太皇太后和刚登基的新皇，同时递上的还有一份措辞急切但有不失巧妙的奏折，在控诉了新法的种种罪过后他最后写道：当此之际，解兆民倒垂之急，救国家累卵之危，岂暇必俟三年然后改之哉？况今军国之事，太皇太后陛下下权同处分，是乃母改子之政，非子改父之道也，何惮而不成哉？是的，太皇太后是神宗的母亲，母亲要改儿子的政策，有什么不可以的？这一招不但为太皇太后消除了顾虑，也为哲宗有可能背上的改变父亲成法的罪名提前作了开脱。很快司马光果然当上了宰相。 几乎与此同时，苏东坡也来到了京城。苏东坡与太皇太后是有着一种特殊关系的。当年苏东坡中进士，先祖皇帝当晚便以枕上密语的方式亲口对太皇太后（当年只是皇后）说过“为子孙寻得一宰辅之才”的话，正是因为她牢记着这句话，“乌台诗案”时，苏东坡因“罪大恶极”几乎是死定了，是她力保才刀下留人。好了，现在太皇太后热掌大权了，苏东坡自然得重用！很快，他便“复朝奉郎，知登州”，三个月后为校书郎，一个月后为礼部郎中，三个月后为起居舍人，六个月后为翰林学士——这是苏东坡一身中做到的最高官职。这些官职究竟是管什么的？老实说，我是搞不清楚，也不想搞清楚，但是有一点我很清楚，肯定是一个比一个位高权重。 与此同时，“苏门四学士”也一个个时来运转：晁补之、张耒都进入了秘书省，并担任了正字职，此前黄庭坚也进入实录院任检讨官，不久秦观也中了进士，“苏门六君子”之一的徐州布衣陈师道也有了功名，并被授亳州司户参军，李格非（李清照的父亲）也成了太学录，俨然是苏门中的后起之秀。 几乎也与此同时，熙宁宰相王安石在寂寞中去世——消息从南方江宁府传来，宰相司马光听到后说：“宜优加厚礼”。仅过数月后，司马光也随王安石而去了另一个世界继续他们的争斗。 几乎也与此同时，周邦彦形影相吊地离开京师太学，独自去庐州小城赴教授一职。我们今天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周邦彦的被贬与苏东坡有直接关系，但是有一点不能不提，这就是苏东坡与“苏门四学士”及“苏门六君子”这种政治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事实，不能不让人们觉得，他们与其说是因为共同的文学爱好而走到一起，还不如说是因为相同的政治见解和政治目的而聚在一起的。我有时曾想，苏东坡是宋词豪放派的代表，周邦彦则是后世公认的精雅派（风格婉约）领袖，如果他们两人能走到一起，那么他们将为宋词开创出一番什么样的天地呢？ 我之所以这样想，并不是一点根据也没有，其实周邦彦是很有与苏东坡走到一起的条件和可能的，除去他们共同的文学爱好不说，还有一点，这就是与周邦彦一辈子都关系极好的叔叔周分阝原是苏东坡的故交，苏东坡在杭州任通判时，杭州最早与苏东坡游的一批文人中就有周分阝，当时周邦彦在杭州已有才名，照理说是很应该得到苏东坡的奖掖而成为苏东坡门下之士的，至少是这两位词坛俊杰会因悻悻相惜而生好感呵！然而，苏东坡似乎对周邦彦的才情置若罔闻，周邦彦呢，也仿佛对苏东坡的巨大影响异常冷漠，至少是我们今天从没看到有史料证明苏东坡说过周邦彦这方面的好话。而与之相比，苏东坡对秦观等人的推介可谓是逢人必说，不遗余力。这是让人很遗憾的事，也是很有意味的事。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使他们两人终究没走上同一条路呢？也许我们从“苏门四学士”之首黄庭坚曾写给苏东坡的一封信里的话可以多少得到些答案：“盖心亲则千里晤对，情异则连屋不相往来，是理所当然者也。” 苏东坡与周邦彦第二次走近是多年后了。那是苏东坡任起居舍人以后不久，那时他的主要工作便是国子监和太学，其中的有些事务他还亲自处理，而那时周邦彦正任太学正。那么此时作为同僚加同事的周邦彦与苏东坡究竟关系怎样呢？由于缺乏可以实证的史料，我们今天不得而知。但可知的事实时，周邦彦不久便去的遥远的庐州小城。 有人推断，被贬的周邦彦，只是“元估党争”中被祸及的池鱼而已，同时这也是注定了的。原因很简单：你周邦彦是神宗破格提拨的，现在神宗死了，天下是哲宗的了，事实上是太皇太后的，太皇太后要“改子之政”，一切都得颠倒一下，原来在朝的新党现在得下野，原来在野的旧党现在得回朝。虽然周邦彦似乎既不是新党也不是旧党，但是你毕竟是神宗提拨的，神宗是支持新法和新党的，所以在旧党眼中似乎总有点倾向于新党，所以也得滚蛋！ 如果真是这样，不难想象，周邦彦当初离开京城时，心里除了落寞，一定还有窝囊，也可能还有愤懑。好在现在时间已过去六年了，周邦彦心里当初的窝囊和愤懑似乎平息了许多，尤其是他看到一个个新党的下场比自己还糟，此时此刻走在去溧水的路上，虽然落寞自然还有，因为他毕竟不知道自己这样被贬漂零的生活何时是一个尽头，但已经有心情驻足倾听歌楼上传出的歌声了，再加上他要去的那个小城溧水，又让他心里多了几分安慰，甚至向往，因为那个地处江南一隅的小城他并不陌生。仅仅十多年前，他的叔叔周分阝，就曾在溧水当过三年县令。正是从他那里，周邦彦知道溧水虽然不算是什么大都名邑，但那里的风景还不错，有几处六朝胜迹，如无想寺、仙坛山等，很值得留连一番；那里民风虽有几分强悍，但总体上还是淳朴的；百姓虽不算富裕，但多数也能衣食自给。周分阝当年在溧水留下的口碑还不错，这对于十年后来做他后任的侄儿来说无疑也是有好处的，至少当年与周分阝处得不错的几个本地故交旧友，如溧水城东分龙岗上的俞氏一家，不会不给这位“世侄”以一些关照的吧！尤其让周邦彦至感欣慰的是，溧水由于离江南道教圣地茅山不远，所以道教之风很盛——他已漂泊六年，当年比天还高的心气早已被磨去得差不多了，现在的心境正与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空前的相谐。总之，溧水或许正是周邦彦一个难得的栖身疗伤的好地方！因此，周邦彦来溧水，与其说心怀落寞，还不如说心境复杂。 大概正是因为周邦彦在溧水期间怀着一种特殊而复杂的心境，他在溧水的三年及其稍后的两年，是他一生中的一个创作高峰，不但作品多，而且较之于以前，题材更广泛，情感更真挚，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达到了他一生中的最高成就。这一点是已为后世学界所公认了的。\r\n\r\n在溧水期间，周邦彦除了正常处理公务外，最热衷事情有两件，一件是游山玩水，一件是搜异猎奇，当然作为诗人的他，每一事他都会不忘以诗咏之，以词歌之，以文记之。 《满庭芳?夏日溧水无想山作》便是他在溧水游山玩水时留下的最著名作品，也是可代表他一生创作思想和艺术最高水平的作品之一：风老莺雏，雨肥梅子，午阴佳树清园。地卑山近，衣润费炉烟。人静鸟鸢自乐，小桥外、新渌溅溅。凭阑久，黄芦苦竹，疑泛九江船。
年年，如社燕，漂流翰海，来寄修椽。且莫思身外，长近尊前。憔悴江南倦客，不堪听、急管繁弦。歌筵畔，先安簟枕，容我醉时眠。\r\n他的搜异猎奇当然也留下了作品。元丰四年，（1081年），有人告诉周邦彦，说县内白鹄庙边的一块石头上长出了白术，白术间又生出了一株芝草，十分稀罕。他一听说，便立即前往，并请求道正把芝术送给自己。道正答应后，他命人小心地用小斧将芝术连根连石一起取下，最后又将它作为礼物，送给他叔叔周分阝庆祝六十大寿。不但这件事情一时被传为佳话，而且事后他高兴地写下一首诗并序，详细记录了这件事情的始末。只是此诗太长，我在此不便引用。我特别注意了一下，周邦彦的这类作品以诗为主，且多是篇幅较长的古风。我要提醒读者的是，正因为它们篇幅都较长，我们仅凭这一点就不难想象，周邦彦创作它们时心情和诗技应该是一样的从容和自如。 除了作品，周邦彦在溧水还留下了一处胜迹，这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插竹亭。溧水城东的分龙岗上，居住着一俞姓大户。一日，周邦彦前去俞府拜访，见俞氏的花园中很是特别——花与竹子间栽。那些竹子原本不是有意而栽，当初是为了怕花倒伏而插之扶花的，但不曾想到它们竟然纷纷长出新叶成活了，于是也就不忍砍去，只好让它们与花间长。听了此言，周邦彦说：插柳成荫并不罕见，插竹成活却很稀奇，贵府应该庆祝和纪念一下这件稀世奇事！况且这件事说不定是贵府的一个吉兆哩！ 俞氏觉得周邦言的话很有道理，于是不久便在园中建亭一座，名之曰“插竹亭”。由于亭是由周邦彦倡建的，再加上他又是本县父母官，更加上是文坛大家、词坛领袖，所以亭子建成后，俞氏自然想到请周邦彦写一篇“记”，来记叙一下插竹亭的修造原由和经过等。周邦彦自然也欣然答应，于是留下了《插竹亭记》一文和一段至今让溧水人兴津津乐道的佳话。但周邦彦毕竟是个词人，因此周邦彦在溧水写下大量诗文的同时，写下的词更多。但是词终究是“诗余”，它所写的更多是儿女情长，是风彩萍踪，因此他一不小心，在把那些不乏香艳的词章留下的同时，也将许多真真假假的风流故事留了下来。例如：新绿小池塘，风帘动、碎影舞斜阳。羡金屋去来，旧时巢燕，土花缭绕，前度莓墙。绣阁凤帏深几许，听得理丝簧。欲说又休，虑乖芳信；未歌先咽，愁转清商。
遥知新妆了，开朱户，应自待月西厢。最苦梦魂，今宵不到伊行。问甚时说与，佳音密耗，寄将秦镜，偷换韩香。天便教人，霎时厮见何妨。这首《风流子》问世后，这样一个故事也随之诞生了：周美成为江宁府溧水令，主簿之室有色而慧，美成每款洽于尊席之间，世传所谓风流子词，盖所寓意焉。……新月、待月，皆簿厅亭轩之名也。由此看来，周邦彦在天高皇帝远的溧水，似乎心情是平和的，创作是丰收的，生活也是惬意的，至于政务，只要不出乱子就是政绩，最主要的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而他该留的都留下了——作品、胜迹，甚至还有绯闻。至此周邦彦该可以离开溧水了。 绍圣三年（1096年）三月，对于周邦彦来说，这是一个真正的春天，他披着江南的春光，沐浴着一路的春光，离开溧水赴京城复命。不久被任命为国子主簿，并从此官越做越大，其间虽也发生过一点波折，但总体上波澜不惊。 周邦彦走了，一走便是近千年，且再也没有回来过。但是，在溧水只要提起周邦彦，今天知道的人还是不少的，只是各人想起的似乎并不是同一个人：有人会说：“不就是那位会游山玩水也会写诗、填词的县令吗？”也有人会说：“不就是那个喜欢偷鸡摸狗的风流才子吗？”其实他们说的都对，两个周邦彦似乎都存在，一个存在于历史的记忆中，存在于他精雅的诗词中，另一个存在于那些好听的故事里，存在于那些离奇的传说中。那么，两个周邦彦究竟哪一个才是真实的周邦彦呢？ 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去翻一翻那些代表着权威的教科书。而那些教科书中，似乎都不约而同地对周邦彦颇多微词，甚至还给了他三顶帽子，即：御用、帮闲和艳情——我据此发现，它们明明是将两个周邦彦合而为一、混为一谈了！ 第一顶帽子我们暂不去说它，因为这顶帽子无论给那一个周邦彦戴上似乎都还是合式的，以历史上的周邦彦论，他“以一赋而得三朝之眷顾”的事实，本身就最好地说明了他的确多数时候是一个御用文人的角色；而以故事里的周邦彦论，他竟敢将御制诗词写到了皇帝与情人的床下，且最终还获得了皇帝的原谅，这御用文人也算是做到了极致。再说了，正因为帽子的合式，那个故事中的周邦彦说不定还会这样想哩：御用文人又怎么了？那李白不也当过御用文人吗？不也写过“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的肉麻诗句吗？人们还不是同样因为他的“天子呼来不上船”而给予了他许多的尊重吗？但要说起来，李白算个什么？他敢与皇帝争风吃醋吗？不要说李白，搜遍中国历史，恐怕除了我周邦彦便再也找不着第二个了！ 再来看第二顶“帮闲”的帽子，它大该不能给那位故事中的周邦彦吧！因为他似乎还不够格。那只能是给另一个周邦彦准备的了，只是似乎也不太合适。 我们还是先看一下之所以要为他准备一顶帮闲文人的帽子的原因吧！那无非是历史上的周邦彦在离开溧水提举大晟府后，曾献给当朝宰相蔡京一句“化行禹贡山川外，人在周公礼乐中”的诗。的确，这是清真居士周邦彦永远也抹不掉的一个人生污点。然而凭此就能说周邦彦是一个帮闲文人了吗？ 大观二年（1108年）对于宋徽宗来说真是“好事”太多了：正月里数万只仙鹤在京城上空盘旋鸣叫；不久汝州有一头牛生下了“麒麟”；再后来建德竹子开花结出了“稻米”……宋徽宗对于这些是深信不已，并因此而圣心大悦。此时，许多人争相献诗，歌功颂德。周邦彦原本是很喜欢搜异猎奇的，他早在溧水时不是写过许多记述这些事情的诗吗？但这一次周邦彦就是没有参加到这一行列中去。蔡京终于点他的将了，明确要他写些盛世颂歌，但是周邦彦却不识抬举地说：“某老矣，颇悔少作！”让徽宗和蔡京着着实实是地碰了一个大钉子。要不是当时徽宗心情确实好，少不了有他喝一壶的。难道周邦彦傻呵？如果真要帮闲，此时帮不是更有收获吗？他献给蔡京那两句诗，是肉麻，但当时确实宋军对西北羌人的军事行动取得了胜利，洮州因此而进入了宋的版图，这才有那两句诗的上一联；再说当时蔡京那“制礼作乐，追隆三代”的施政方针，整天吹得山响，周邦彦这样的书呆子真当了真，这也完全可能的，因此这下联的产生也就很是顺理成章了。也正因此，周邦彦献给蔡京的这两句诗，与其说是表明了他的帮闲，还不如说正表明了他的迂腐。 政和元年（1112年），徽宗与蔡京面前的红人刘昺找到周邦彦，“以白金数十斤为润笔”，并暗示自己不久将出任户部尚书，可推荐他代自己的原职给事中，目的只是请他为自己过世的祖父撰写墓志铭，但周邦彦却“拒没接受”。以此来比之唐朝的韩愈（韩愈一生写了不计其数的墓志铭，其中不乏大量假话空话），我们不能不说，周邦彦或许也是有他的立身原则的，只是它似乎都被他更为复杂的生命色彩所淹没了，他更多表现出的是一种忧世与避世、随缘又脱俗、率性而为的意气与全身保位的狡黠的矛盾。 至于第三顶“艳情”的帽子，不言而喻只能是属于那位故事中的周邦彦，而决不属于历史上的周邦彦。本文写到这里，已不用我在这里再作解释，也不用我再重复王国维等人对此所作过的严密考证。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不能不在此提醒读者不妨去思考一番，这就是，那一个个充满艳情的传说故事既然不属于周邦彦本人，那么为何恰恰会栽到他的头上呢？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因为人们太喜欢周邦彦的词了！ 人们由于喜欢李白那些上天入地的浪漫诗篇，于是真实的李白明明在病榻上病死了，但另一个传说中的李白却因为酒眼迷茫地入江捞月…… 人们由于喜欢唐伯虎那风流潇洒的书画，于是真实的唐伯虎因科场舞弊案而被断了前程，显得处处小心谨慎，而另一个传说中的唐伯却在风流潇洒地点着秋香…… 周邦彦的那些词，那样的蕴藉风流，那样的摇曳多姿，那样的儿女情长，其作者怎么能是个与我等一样的饮食男女呢？他一定有着许多的故事，那一首首词一定是他那些风流故事的记载，至少是暗含着许多一窥那些故事内幕的暗符。更何况那时，每一首能够在社会上唱红的词，都是首先在歌楼妓院中传开的，那种地方传出的东西，哪能不沾上一些那种地方的艳情呵？于是一个个与词有关和有无关的“本事”产生了，也便有了另一个存在于传说故事中的周邦彦，他一会儿与皇帝争风吃醋，一会儿又把下属的妻室当作了猎艳的目标……似乎更比生活中的这个真实的周邦彦更可爱。两个周邦彦有关也无关，无关也有关。 对此，王国维先生曾说过，这是周邦彦的悲哀。现代学者吴世昌先生甚至愤怒地斥责张端义们说，周邦彦一些如《少年游》之类的词，“本只写情人晚会，与政治无关，但南宋末年文人张端义在《贵耳集》中编造本事，全是胡言。张端义行为不‘端’，出言不‘义’”。但我以为倒未必，若换一个角度说，这也是周邦彦的光荣呵！试想一想，如果对周邦彦的词人们根本就很不感兴趣，那么还会有人感兴趣为这些词及其作者编造一个个香艳的政治故事吗？还会有一个虽然风流、放荡、性情但又不乏可爱的故事中的周邦彦吗？只是我们有时候常常将这个周邦彦与真实的周邦彦混为一谈，还要因此而自以为是地手拿一把诸如“御用”“帮闲”和“艳情”的标签，动不动就任意贴将过去——这才是周邦彦的真正的悲哀！同时何尚不也是我们的悲哀！\r\n六\r\n周邦彦离开溧水后再也没回来过，在以后平步轻云的岁月中，他或许连偶尔想起这个江南小城的时候也不会太多，因为他觉得那个小城从此以后与他关系不大了；再说他也实在是太忙了，忙于为皇帝制曲，忙于各种应酬，忙于升官发财……就这样过了十年后，有一天他突然听到消息：当年本朝科考的状元为一名来自溧水名叫俞栗的江南路贡生考中。周邦彦突然一惊，猛然间又想起了那个遥远的溧水小城，然后用一种曾经沧海的语气与下属和同僚讲起了那个插竹亭的故事……而此时此刻的溧水，人们一定会为本县出了一名新科状元而奔走相告，也一定会说起俞家有座插竹亭，并记起周邦彦当年的吉言。至此，插竹亭不但属于周邦彦，也属于状元俞栗了。 俞栗中状元后，起初官运似乎不错，从秘书省正字、吏部员外郎、起居舍人，一直做到殿中侍御史、给事中、兵部尚书等，而这一阶段也正是周邦彦在朝中官运亨通的时期。以我们今天猜想，他们俩既是故交又同为春风得意的在朝同僚，一定不会互不来往的吧？只是我在史料中却找不到一点这方面的记载，所以终究只是猜想而已。 然而，也就是在周邦彦给蔡京献上诗句“化行禹贡山川外，人在周公礼乐中”的前后吧，俞栗因“发现部尚书刘昺就是周邦彦不肯为其祖父写墓志铭的那个人）为举子时阴事”，而得罪了蔡京，先后被贬河阳知县、开德府知府、常州团练副使、潭州知州、江宁府知府等。如今，重建的插竹亭上悬有一副由当地书法家恽建新先生撰并书的对联：插竹无心，始识凌云含物理；\r\n栽花有意，应知傲骨顺天然。想来这对联是写给他的吧！政知七年（1117年）前后，俞栗以侍奉老母为由告老还乡，终死于溧水。约两年后，宋江、方腊起义；再约两年后，周邦彦去世；再约五年后，徽、钦二宗被金人所俘，北宋灭亡。http://www.lsysw.cn/bbs/showpost.asp?threadid=369 | 
发表于 2011-6-7 1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