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弟弟张人凤为了编纂祖父张元济先生的全集，除了采用已有的材料外，还千方百计地从各种渠道收集祖父当年所写的诗文、信札、日记、便条等文稿、手稿。在祖父近百年的人生历程中，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各个不同的时期，认识的人既有皇帝、总统、主席等政治领袖，更有学界泰斗、专家学者、文人墨客、商界巨贾、社会贤达，直至平民百姓。他是个勤于书写的人，凡收到来信，不论事涉巨细，必定马上亲自作答。所以当年他的手稿散落在各处者可以说是不计其数，收集工作做得十分辛苦。去年商务印书馆在祖父诞生140周年时出版了《张元济全集》第一至三卷，其中有祖父在民国十九年(1930年)四月十八日写给他的好友俞寿丞先生一信的打字稿，通知他去参加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弟弟说这一信件还是从故纸堆中发现的。内容如下：\r\n \r\n “寿丞先生大鉴：敬启者，久未晤教为怅。翌日(十九日)下午四时商务馆假银行俱乐部开董事会，关于召集股东常会等重要事务，务请准时莅席，俾资讨论，是所企盼。专此。敬颂大安。”\r\n \r\n 俞寿丞，浙江杭州人，时为商务印书馆董事。我小时候曾听见祖父讲起过这个名字，却不知道寿丞二字是这位前辈的字，而他的名则为明颐。在我的记忆中，我大概并没有见过这位老人，更不可能想到他的两位女儿日后竟会和我在北大共事，成为我的导师。\r\n \r\n 有幸认识俞明颐的两个女儿——北大的俞大缜先生和俞大絪先生还是在1951年来北京之后。她们两人都曾留学英国，在英国文学方面有极高的修养和造诣。我大学毕业后从上海到北京大学工作，那时还是在沙滩的老北大。俞大缜先生是老北大英语系的教授，她住在离沙滩不远的黄米胡同。那是一个很大的院子，她住的是正院旁一个相对独立的小跨院。我曾去过多次。那时她的女儿还小，人都称她小妹。还见到过她们家的老保姆李妈，是位饱经风霜、满脸皱纹、质朴憨厚的农村妇女。俞先生对我说在抗日战争时期，她去了大后方，在西南联大教课，却把两个幼小的儿女留在北京，全靠李妈精心照料，否则这双小儿女是难以在敌伪时期的北平生存下来的。俞大缜先生是位十分慈祥的长者，她把我当小孩子看待，多次关心地问我来北京是否习惯。记得有一次我穿了一件棉袄去她家。棉袄是中式的，但没有硬邦邦的中式领子，可以把里面的衬衫领子翻在外面。她对我看了又看，说：“啊，这个办法真好!穿了舒服，又便于洗刷。”她那时身体较弱，心脏不太好，且时有头晕。院系调整后她很少去西郊的北大，我也就很少见到她了。\r\n \r\n 俞大絪先生是俞大缜的妹妹，原为燕京大学的英语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燕京、老北大、辅仁等大学的英文系都集中到了北大，英语教学的阵容空前强大。从那时起，俞大絪先生作为北大西语系的德高望重的教授，教英语专业高年级的课程以及英国文学课程，深受学生爱戴。\r\n \r\n 俞先生住在燕东园，那是燕京大学时期的教授宿舍。一栋两层的小洋楼，设计成上下两家合住，互不干扰。楼前有一片草地，楼后有一个小院子和汽车房。那时谁家也没有汽车，所以汽车房就成了堆杂物的地方。1955年肃反运动开始，西语系揪出一个“大老虎”，支部决定把她关在俞先生家后院的汽车房里。俞先生对支部的任何决定总是积极响应，所以马上把那小屋打扫出来供“老虎”入住。我是被指派去看“老虎”的，所以也住在那屋里。对“老虎”的审查是由支部负责的，我不知道她有什么政治问题，我的任务只是保证她不自寻短见，因此必须日夜都和她在一起。1955年那个暑假我就是这样在俞先生家度过的。\r\n \r\n 俞大絪先生非常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从1955年秋季开学起，我开始独立担任英语专业的基础课程，她曾多次来听我的课，表扬和鼓励我，同时也指出如何改进。1956年的时候，政治气氛比较宽松，学习风气因此也浓厚起来。记得那时候英语专业举行过几次晚会，演出的节目有英文诗歌朗诵、唱英文歌曲，还演出过一些短剧。有一次教师们演出根据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的小说《傲慢与偏见》改编的短剧，俞先生扮演的是白奈特夫人，就是小说里那个整天为女儿们婚事唠叨的太太。参加演出的还有周珊凤老师、徐锡良教授等，我演的是白奈特夫人的一个女儿伊丽莎白。那时大家兴致很高，都煞有介事地穿上了用床单、被罩等缝制的大裙子。我记得我还贡献了我的蚊帐，做成长裙，白色的蚊帐里衬了大红的被面!这种活动使教学变得生动活泼，师生们都兴趣盎然。那年，英语专业的几位教授为青年教师开进修课，例如朱光潜教授开的是文学课，张恩裕教授讲中英文的翻译，美籍教授温德开的讲座是英国诗歌和戏剧。俞先生讲的就是简·奥斯汀的作品，每周一次。奥斯汀在英国文学中享有崇高的地位，而俞先生对她又有深刻的研究，所以她的讲课异常引人入胜。每周一次的上课是晚饭后在俞先生家的大客厅里进行。那间大客厅朝南，横向呈长方形，靠里端有一个西式壁炉，壁炉前是大小沙发围合成的谈话空间。客厅的另一头是吃饭的地方，放着一张八仙桌和椅子，都是明式家具。在客厅的里面还有一个小套间，是俞先生的书房，除书桌外，四壁都是高高的书架。身处其中真可谓是“四壁图书中有我”。客厅和书房都布置得朴实无华，但很有品位，十分温馨，仿佛能让人闻到书的香气。到她家去上课时，青年教师们围坐在壁炉前的沙发上，就像是一个和谐的大家庭，其乐融融。这真是那个年代不可多得的短暂而又难忘的人生片段。后来我又有了一大发现：有一次我因事去俞先生家找她，正事谈毕，又谈到简·奥斯汀，她竟然大段大段地把《傲慢与偏见》的原文背诵出来，令我惊讶得目瞪口呆，原来她对一个作者的研究深入到如此地步，真是我们这些后辈望尘莫及的啊。\r\n \r\n 上世纪的六十年代，高教部组织几所高等院校编写英语教材。那一套教材共八册，第一至四册是基础教学，供大学本科一二年级使用。分工由北京外国语学院编写，虽然工作都是集体完成的，但出版时用的是许国璋教授的名字。第五、六册是由北大英语专业承担的，出版时用的是俞大絪的名字。第七、八册由上海复旦大学编写，用的是徐燕谋教授的名字。改革开放后兴起学习英语的热潮，采用这套教材的人尚不在少数，但学习者多半是从基础开始，所以用得最多的是前几册。正因为如此，现在社会上往往把这套教材统称为“许国璋英语”，却不知道俞先生以及其他许多老师们在这套教材上都倾注了许多心血。\r\n \r\n 1966年，在炎热的八月的一个夜晚，俞先生走完了一个甲子的人生路。在尊严受到凌辱、身体受到摧残之后，她断然地怀着悲愤的心情，辞别了这个绝情的世界。她的丈夫曾昭抡先生为曾国藩后裔，在五十年代曾任教育部副部长。1957年被革除了职务，从一级教授降为三级教授，调到武汉大学教课。所以从那时起俞先生就常年独自生活在燕东园的宿舍里。她无儿无女，孤独一人。身后之事，无人知晓。屈指算来，至今已有四十二个年头了。对于现在年轻的一代，“俞大絪”这个名字已经逐渐远去，进入了历史。但对于当年与她共过事，受过她教诲的晚辈和学生来说，她的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宽厚仁爱和无限敬业的品德，是永远让人铭记在心的。\r\n \r\n 二十一世纪迎来了和谐社会。我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水流云在》，并将它送给亲朋好友。不曾想它竟为我找到了许多早已失去联系的旧友故交。一天，一位大学老同学对我说他和两位俞先生有亲戚关系，还认识俞大缜先生的女儿，她很想见见我，请我吃饭。于是，数十年的风霜雨雪之后，我居然因书为媒而又见到了当年在黄米胡同的那位小妹!那一顿饭很精致，我们慢慢地吃，细细地品，每一筷菜，每一匙汤，都饱含着叙不完的往日旧事，更有着对两位俞先生的无尽缅怀。可以感到宽慰的是俞大缜先生因为身体不好，早已脱离了教学，所以倒是得以远离连年的政治斗争，过着相对平静的生活。她去世时已经年过古稀了。\r\n \r\n 2008年2月写于北京\r\n\r\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