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文化—徽商—一个徽商后代的回忆(二)--俞昌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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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12, 799, 1, 'yujialin', 3, '微文化—徽商—一个徽商后代的回忆(二)--俞昌泰', 1213106248, '微文化—徽商—一个徽商后代的回忆(二)\r\n中华五千年 2008年01月09日17:05 （来源：中华五千年）\r\nhttp://www.zh5000.com/ZHJD/ctwh/2008-01-09/2170550856.html\r\n俞昌泰：日本鬼子占领之后，其实在上海生活一点也不安全。我们全家曾一度逃到法租界，现在的淮海路，当时叫霞飞路，租别人的房子。那时我已经五六岁了，记得我母亲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就把猪肚子煮好，切成一条一条的，做成熟食，很好吃的。我母亲做菜的手艺很好。\r\n日本鬼子进上海之后，木行的路对面有一个地方，他们叫做小会里堂，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也不知道是不是教堂，当时里面有一个红色砖头砌成的三四层楼房子，日本鬼子就占领了这个地方，建立了岗哨，所有的中国人经过那个地方都要向日本鬼子哈腰敬礼鞠躬，要不然抓起来打你，就在我家木行的对面。这个地方还不算很严厉的情况，在过铁路的地方，岗哨更加严厉，稍有不慎，日本鬼子就把你甩起来成为大背包。我亲眼见到一个鬼子将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甩出去，一下子从地上起不来，话也说不出来。木行的小河对面，就是一个荒滩，死的人就堆在这个荒滩上，一旦棺材破裂，里面的尸骨白惨惨的，都看得见。\r\n抗战前期总体而言，我们一家虽然谈不上锦衣美食，但一日三餐却是有保证的，每月初一十五还有荤，基本生活算是平稳，境况恐怕可以算是中等。抗战后期由于国内无序，外患破坏，使我们失去了安定。我家那个时候吃粮食都很困难。在沦陷区内，为了生活，也为了辅助家庭生计，我和哥哥不惜以幼弱的体躯，走过以铁路为界的封锁线，一天一次，买两斤贱价米回家，以减轻家庭支出。那个时候我家附近的火车站叫做西站，仅离我家一公里，不是现在的西站。西站那边买的粮食比较多，有一种叫做六谷粉（玉米），比较便宜，因为好大米比较贵，也不充裕。粮食在铁路那边要便宜很多，而市区这边很贵，我和哥哥那时也就是七八岁的样子，经常到铁路对面买米，把米塞在两个大衣口袋里拿回家，每个口袋里放一斤。六谷粉不好吃，穷苦的人只能吃那个米。我们还能够吃到大米，但为了减轻生活负担，有时也就去买六谷粉了。有时候，我们小孩还和婺源同乡汪观全，到杭州去，利用孩子不容易被人注意的空子，将布捆在身上，运回上海，再卖出去，赚些差价钱贴补家用。那些不如我们家的人，自然得付出更多的劳动，有时还必须冒点险，才能维持生计。想起当年俞金泉，就是在我家跑生意的那个堂兄俞金泉，因为夜闯封锁线时，自行车连米一起给人抢走，头部、面部给歹徒砍了将近十来斧，后来主要是在我家的援助下，才脱离生命危险。日本鬼子的侵华，几乎使他家破人亡，然而四十年后，依靠改革开放政策，他的家人在日本的企业里发财，真是败也萧何，成也萧何，谁知四十年后又是什么样子呢？\r\n上海的生活非常艰难，也看不到希望，于是我父母亲那个时候就动了心，觉得在上海不安全，应该为老年生活做打算。他们想起了古训“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想起了故乡，于是来了一个战略大转移，打算回乡置些产业，在乡下买点田地，打算做养老用的，可以保障下半辈子，能平安度日。我父亲专程到乡下，自置一些田地，加上祖先传下来的，大概有十一亩三分地，这个时候是1942年。这一年，我父亲与孙敬辉等三人从婺源回上海的时候，途经安徽广德一带，被强盗抢了，到家的时候只剩下单衣衫裤，所有随身的东西都被抢光了。\r\n我是在12岁的时候，也是在1944年，由我母亲带着我回到家乡，这是第一次回家乡。我记得那个时候，从上海到婺源，是先从上海乘坐大约7个小时的火车到杭州，一路上受尽拥挤和窘困，就是说到了杭州之后，就住在姓汪的同乡家里，他开了一个小店。我记得在杭州呆了五六天，改坐木船，由小火轮拖着，叫做拖轮，沿着钱塘江、入富春江往上行，大约两三天，到一个地方，大概是桐庐吧，有个严子陵钓鱼台，那个地方很陡峭。过了桐庐，才算离开沦陷区，就进入国民党的势力范围，听说河流的对面是共产党，我第一次听说共产党。这时候是1944年。我记得船老大不时要给岸边的人钱，好几个地方都要收费。晚上歇脚的时候，我年轻不懂事，吃饭之后寻开心，敲起碗，船上的人就吓唬我们说：“你们还开心敲碗，等会儿枪就打过来！”我们就被吓唬住了。新安江非常清澈，还可以看到水中的鱼儿。我们就沿着新安江一路上徽州。慢慢的水浅了，又是逆流，所以船行极慢，船主要是靠人牵背拖，才得以前进。一路上关卡林立，在一个地方碰到国民党的兵，就上来问带有什么私货，我们说没有，他们就放我们的船走了，不过船上的盐却被没收了。说盐是私货，他们当作违禁品，因此国统区的盐价飞涨，穷苦百姓常常因缺盐而脸色黄肿。到了徽州，看到脸黄肌瘦，据说是缺盐的。为什么要禁盐，听人说是为了保证国民党的税收。国民党很腐败，国统区不时受到军警、地痞的骚扰。一路上走走停停，好不容易才达屯溪，船就停了，从屯溪到婺源那时候没有公路，就只能靠漫长的陆路步行了。从屯溪到我家乡西冲，最短的路程是经过休宁翻越浙岭，然后从浙源，经清华、思口，然后到西冲。母亲专门雇请了一个农妇来背我走路。我才12岁，因此人家就说这个小孩怎么这么没用，需要人背。过了休宁，就翻越浙岭了。浙岭是国民党管辖的区域，在浙岭头上有个界碑，上面一边写着安徽省，一边写着江西省，这个石碑断成了几截，听人家说是婺源人不愿意划到江西，因为安徽的赋税比较江西要轻一些，就把界碑打断了。\r\n从上海动身到婺源，差不多走了一个月。交通不便，也实在累。我的家乡西冲，离婺源县城有四十华里，我们是从黄山经过休宁、翻越浙岭，经过沱川，再到清华，这么走的，跟从县城走不一样。如果从县城走，就要从浙江衢县翻越十八跳，从南边进入婺源。但两种走法，大约单程都需要一个月的样子。正因为山深闭塞，因此日本鬼子还没有到过我们家乡西冲这个穷山沟。我在乡下的时候，看到国民党的兵或者过路的难民，到菜园子里面去摘菜。村民看到穿黄颜色衣服的人来了，就赶紧到菜园子里面先把菜拔了。有时村民就叫国民党的兵来交涉，村民给长官钱，他们就出面不让难民进村，因为村民有迷信思想，以为难民会使用法术，将家里的东西搞走。我在乡下读了一年不到的私塾，老师是80多岁的老学究，也不讲，只是让我们背书。私塾背诵的东西还是一些三字经什么的，中庸，四书五经，村里面只有一个私塾，没有小学堂，还背诵过一首诗，好像叫做“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惟一的教师就是这个老头他是村里唯一的教师。\r\n整理者：您觉得当时的乡村面貌怎样？\r\n俞昌泰：那时候的乡村面貌非常原始，自然。如果那个时候你懂得古董，就发财了。\r\n那个时候我们家乡油灯什么的，都是些古董了。\r\n整理者：请您介绍一下你父亲一家的成员情况。\r\n俞昌泰：当时我们家的情况嘛，我们家属于中等下游的平民，吃穿不算缺，好也谈不上，但生存率很低，我母亲生过13胎，剩下来的只有四个人。我大哥是从江苏领养来的。当时流行一个说法是，如果老大命硬，下面的弟妹就好养了。后来剩下的小孩就只有我哥、我、妹妹和弟弟，只有四个人成活。我大哥现在76岁，我73岁，我弟弟小我11岁，我妹妹小我7岁。我大哥是从高姓家里领养的，因为他家养了太多小孩，养不起，就卖一个到我家。 \r\n我奶奶是我一岁的时候死的，我竟然有些模糊的印象，他们把我抱到奶奶面前，我一下子哇哇大哭，好像奶奶的脸不像平时的脸，让我很害怕。这个时候是1934年。我大伯也死在上海的，结果棺材就放在徽宁会馆。我家每年都去祭扫，我记得我是和乡下请来的师傅，读屋泉的孙敬辉，他在我家时间最长，大概有十几年，每次祭扫就是由他负责的，领着我到徽宁会馆。清明节，我母亲做好清明馃，孙敬辉带着我祭扫，祭扫完了，我们就吃了。棺材一口一口，并排放在长凳上。新棺和旧棺是分开的。我吃的清明馃少，孙敬辉吃得很多。这个祭扫一直坚持到日本鬼子打进来之后好几年，后来我父亲就把奶奶和伯父的棺材运回到乡下了，也是经过黄山、浙岭运回到家乡的，也是依靠我父亲做生意才有这个能力的，一般人家就把棺材扔在外乡，不要了。\r\n整理者：抗战期间，你们家庭的日常生活情况过得怎样？\r\n俞昌泰：我记得那个时候黄鱼最便宜。现在大黄鱼值钱，那时候黄鱼不值钱，吃它称小荤。每天中午有一条大黄鱼，大约一斤重，有时也有小黄鱼。吃肉只能一个礼拜才能吃一回，称大荤。家里和师傅一起吃饭的。那个时候总共大约要开两桌，家人、师傅和家乡来的人，都在我家吃饭。我父亲生活有规律，烟酒不沾，也不乱搞。蔬菜是到菜市场买来的，后来我家自己种菜了。那个时候有个炊事员，叫做福荣，我们叫他福荣伯爷，他比我父亲还大十来岁，是爷爷辈的人物了，我看到他常有鼻涕眼泪流下来，是抽大烟变成这副样子的，我见过他吸食白粉的样子。\r\n在家里，我父亲的威信不如我母亲，他待我们和蔼，不凶，没有威严。我们找他要钱，比如儿童节的时候，大约是四月四号，国民党定的儿童节，我们就找他要钱，扯着他要钱买东西，他就给了。我母亲不一样，她很厉害，不会给，而且还会揍我们一顿。我们考试不好的话，就挨母亲的鞭子。我母亲经常说一个道理， “筷头上出逆子，棒头上出孝子。”就是说教育小孩的时候，不能宠坏小孩，如果总是给他好吃的，他就会变成逆子，只有经常打，打了才会变成孝子。我母亲还非常节俭，连落在地上的米粒都要捡起来，她这个性格倒是正好和我父亲互补。当然，她对人也很和气，出手大方，自己呢，高消费场所却去得非常少，我们一家很少看戏，只有几个月才去戏院一次。我当时读的小学是万航渡小学，好像叫第一小学什么的，大约有三四间教室吧，有好几个班合起来上课的情况。我记得有个马老师，他的父亲跟我父亲是朋友，经常在一起打麻将。我父亲有时候也跟买主打麻将，输赢不大，当然对穷人来说不算小，对商人这个阶层输赢却不算大。过年过节倒是要大赌，赌牌九，现在叫做二八杠子吧。我父亲有个原则，就正月初一到初五赌，过了初五，绝对不大赌。我父亲经常告诉我们一个原则，就是“早起三朝顶一工，喝酒赌钱量身价。”就是叫我们要勤劳，叫我们不要赌博的意思。\r\n整理者：那个时候你家木行的顾客多不多？有没有做大宗木材贸易，还是只有零售呢？\r\n俞昌泰：因为资金不够，不做批发，只是做零售，顾客买了回去做家具或者做建材。他们有些自己扛回去，有些就从门口雇些人力扛回去，也有叫辆车子的，门口有很多人力在接活。我家附近还有一家木行，叫做达生昌，生意做得比我家大，老板叫做洪小开，不是婺源人，但用的伙计里有婺源人。他家木行离中山公园更近，也就是说中山公园附近有我家协泰祥和达生昌两家木行。木料来源，一个是从钱塘江或者长江漂流下来的国产木料，另外一个来源是洋货，从海路运来的，如洋红松、柳桉。我家木行两种货都卖。从钱塘江过来的木材，是我家木行的主要来源，徽州本地出产，从钱塘江泛流下来，然后沿着杭州湾，经过黄浦江，运到上海的。以前我的祖先在金陵做的木材，则主要是沿长江漂下来的。我父亲平时大约每个礼拜有两三天要到社会去，主要是到那里去招揽生意的，找同行朋友，聊天，谈生意，比如进货等活动，都是在同业公会完成的，有时候也带我去。一般是下午去，傍晚回来的时候，路上就给我买一些好吃的东西，有时候就在外面馆子里吃饭，有时候就去浴室，那时大都在公用澡堂洗澡。那时候公用澡堂很多，我家附近的曹家渡五角场就有，我们主要是在那里洗澡的。\r\n                          三、走向新时代\r\n整理者：我记得您以前跟我讲过你母亲在解放前夕差点被子弹击中的事情，您能不能跟我们详细讲一讲呢？\r\n俞昌泰：刚解放的时候，1949年4月份，解放军还没有进来，上海郊外到处都可以听到炮声。那个时间我已经十五岁了。我家就在店后的场地里挖了一个防空洞，上面架粗圆木三层再覆土二三次，下面就形成一个掩体。那时国民党用木头做成像栏杆一样的东西，将上海围了一圈，称为木城。国民党的兵就直接到木行来，拖走很多木材，假名军需，无偿征用。我们楼下是店堂，楼上是住家。四五份上海的天气有些冷，有一次我母亲就想把楼上的被头拿到楼下防空洞里。当时她到楼上背被头，拿下来的时候，正好苏州河对岸就驻扎着国民党的兵，可能是为了壮胆吧，哨兵到处乱开枪，于是就有子弹打到我母亲背后的被头里面。那时楼房墙壁上和大橱上的枪洞也有很多。幸好我母亲是背了好几床被头下楼，被子是叠起来的，因此没有穿透被头，不然就没命了。\r\n整理者：您能不能讲讲你们家在解放初的情况呢？\r\n俞昌泰：还是先跟你讲讲我父亲在抗战期间所考虑到的养老的打算吧。我家的房子在曹家渡五角场，康福里有个房子。1943年，就是我第一次回家乡的前一年，有个日本鬼子被打死了，日本鬼子就封锁了五角场，所有弄堂不许人进出，给你拴在里头，这事是突然之间来的，一般家庭存粮有限，几天后就有人饿死了。邻居也不会把粮食给你吃，因为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解除封锁。我大哥、二哥和我母亲都被关在里头，眼看着粮食越来越少，我父亲没有办法，拿钱买通了伪警察，在晚上偷偷把我们接出去，当时别人讲，不知道以后还会遇到什么事情呢。为了以后有个退路，因此就想到回到乡下。我父亲1943、44年的时候回去买了几亩地，连祖先的产业，总共就有11亩3分地，这11亩地对于后来我们的人生也产生了重要影响。\r\n我大哥是解放后才从乡下走出来的，先到人家当学徒，1950年参加解放军的军政大学，在部队气象台工作，大概工作了十几年，转业到甘肃糖业烟酒公司工作，直到退休。我二哥因为表现积极，高中毕业之后留校当辅导员，后来到上海外国语学院上大学，学俄语，随后到部队当兵。再后来中苏关系恶化，觉得俄语没有用，改学英语了，成为高级工程师，现已退休在杭州。我是在1951年初当兵的，52年回来，进上海中学上学，1957年考入中国医科大学，毕业之后分配到青海一家医院工作，因为我们家的成分不好，只能分配到青海这种偏远地方。后来我就回到上海，就等于失业了，先在纺织厂工作，84年干本行进医务室工作，直到退休。我妹妹也是医科大学毕业的，毕业后到浙江湖州人民医院上班，当上了主任医师，直到退休。我们家戴右派等帽子的倒是没有一个。这些就是我们家几个子女的情况。\r\n整理者：作为一个徽商的后代，您认为你们同家乡徽州之间的感情还存在吗？作为上海移民，你们对家乡的感情已经彻底断裂了，还是对家乡依然有深厚感情？\r\n俞昌泰：尽管家乡我不是很满意，但我对家乡感情还是很深的，特别是我在深入探索我的家史以后。我大哥娶的老婆就是婺源人，由于姻亲关系，所以也还是有些感情。我父母亲都是婺源人，我大哥的妻子和我母亲都是婺源孔村人。我父亲曾经带过十来个学徒的，投我父亲门下的，先后有孙开济（孙海）、王茂林、金镇中、吴烈华、钱云清、孙开趣、戴昌龙、王鉴湖和俞开创等，不下十人之多。我大哥带着他一家人，回过一次婺源，我在1999年也带着我老婆回过一次婺源。总之，从我们一辈来说，对祖上有情谊，这在对待我整理家谱的态度上就可以表现出来。个别人对家谱漠视，但愿他们今后不要因为一包烟而去挖自己的祖坟。我太公的坟就是被这样一种人扒掉的。\r\n我们家五十年代划分的成分是工商地主，这个成分是由婺源乡下划分的，因此把我们家的土地财物都没收了。当时据说只要有八亩地就被划为地主。我在婺源县城碰到秉魁的大女儿，她就跟我说，“你妈妈做了件大空事，从老远地方搬点东西，来给村里人分了。”她所讲的，就是十来亩田地被没收、从上海拿回来放在祖屋的一点财产也被没收的事情。婺源当地有个谚语说“八分半山一分田”，田地显得非常少。\r\n整理者：您认为在你的一生中，父母亲对您影响最大的方面是什么？\r\n俞昌泰：我认为我父亲对我最大的影响有两个：一个是节俭和诚信，另外一个就是徽商的骆驼理念。我说的骆驼理念，就是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工作精神。\r\n整理者：您对解放后你家木行的情况讲得比较少，能否详细讲一讲呢？\r\n俞昌泰：解放后，我家的木行就变成公私合营了。公私合营后，父亲成为新华路木材店的一员。我记得我父亲被分配在延安路和江苏路附近的地方，管理一个小仓库。公私合营之后，他的定息是两千多块钱，分期付给我父亲。当时我父亲的工资有66块钱，我母亲没有工作。\r\n整理者：您觉得拿66块工资的时候，您家的生活水平比起解放前如何呢？\r\n俞昌泰：那个时候的生活水平，除了三年自然灾害之外，当然是稳定了许多，不再那么动荡了。\r\n整理者：您父亲解放之后的生活有没有很大的改变？\r\n俞昌泰：我父亲吗，还是老样子，生活比较有规律。晚年主要是呆在家里，保养得也好，所以才能活到1989年，差点成了世纪老人。\r\n整理者：解放前那些老师傅、老伙计都到哪里去了，他们的命运如何，您知道吗？\r\n俞昌泰：他们大多回到乡下了，也有些留在上海的。解放初，我家木行主要的、固定的人力，除了我父亲之外，还有四个人，一个是我堂兄俞开流，一个是学徒，就是俞开创，两个是师傅，这两个师傅是干体力劳动的。俞开创算是工会的积极分子，后来他转进建材店，卖水泥黄沙等。两个师傅，一个解放前曾参加过保安队，被遣送回乡，另一个不知去向了。\r\n整理者：您家里现在是不是还留存有一些关于木行经营情况的文字资料呢？\r\n俞昌泰：没有了，哪里还能保留到现在，都烧掉了。\r\n整理者：太可惜了。你们在解放后，政府给你们分过房子吗？\r\n俞昌泰：是的，国家给过我们房子。这个时候已经是五十年代初了，国家为解决城市排水困难，征用万航渡路住地建立泵站，于是全家搬迁到愚园路1112弄20号3楼。房子挺好的，是别墅区的洋房。虽然条件好了许多，可是一层楼面里住了五六家，很多人家挤住在一起，邻里关系也较为紧张，经常发生矛盾，比如争地盘吵架等等。上下楼梯使我母亲的体能负担加重，因为我母亲是缠足的。尽管如此，她还是关心家里的每个成员，操持家务，为我父亲分忧，一如以往。常年的勤劳，使她积劳成疾，又遇到文革期间无休止的各种运动，经常胆战心惊，加重了精神的创伤，终于在1969年1月8日下午三点十分，因为高血压，动脉硬化，并发脑溢血，跌倒在家，即转同仁医院，抢救无效去世，较早的离开了人世，享年68岁，葬地祖籍西冲，与父亲同墓。与父亲的天年相比，整整差了20年。我父亲为了我们全家的安稳生活，受尽了人间辛酸，不断对外界压力的抗争，使我兄弟姐妹都能顺利成长。\r\n整理者：你们家庭在解放前后曾经受过什么挫折没有？\r\n俞昌泰：解放后对私营工商业者曾有过一次评议，当时分“守法户”、“基本守法户”、“违法户”和“严重违法户”四种。因为我二哥思想比较积极，经常对家里进行监督和警示，因此我们家被评为“基本守法户”。解放前，上海常有传染病发生，我的脑海里面记得最多的是伤寒和霍乱。我父亲在40年代初得过一次伤寒症，差点丧了命，我母亲就求神拜佛，结果好了起来。当时青霉素和磺胺这些消炎药的价钱都很贵，没有什么好药，当时除了伤寒、霍乱之外，肺结核也没有办法处理。我父亲生病时，以中医治疗为主，由于他自身抵抗力比较好，所以身体才恢复过来。我母亲在1952年也无故生病，全身无力，不思饮食，病了大约一年多，骨瘦如柴，遍访名医，都不得要领，全家已经为她准备了后事，据说还是经过烧香之后，才时来运转，慢慢起色的。究竟如何好起来，现在已经无从查考，不过我认为可能是思念过度的癔病造成的。现在医疗条件已经非常好，很多传染病都被控制住了，这些病在城市里不容易发生了。\r\n整理者：您认为，现在再回忆你们全家在民国时期以及更后来时期的生活，对于你们全家而言有什么意义？同时，您认为从像你父亲这样的徽商身上，我们能够学习到什么呢？\r\n俞昌泰：世上的事物，总是处在不断运动之中，生死无常，命运也无常。1989年，父亲临终前就嘱咐我：“等我故世后，将骨灰盘回乡下，与你母亲放在一起，有时间常回去看看，顺便也可以到西冲走走。”可见我父亲至死也没有忘记那块生他养他的土地。1989年元月十八日，我父亲在上海万航渡路1486弄19号404室病故，享年九十三岁。我们应该做的是怎么才能更加合乎他老人家的意愿。我觉得，人是一种有理念和感情的动物，只有安排好他们的后事，给儿孙们作个榜样，他们也才能得到后人的尊重，这个也是我父亲和我这一辈持有的相同观点。我在1990年清明节，将父亲骨灰盒运回婺源县思口乡，与我母亲同墓。我在九十年代也经常回婺源扫墓，我们是几个兄弟姐妹轮流回乡扫墓的。在1999年，我回乡扫墓。2000年，又同家乡的亲戚商量迁坟的事情。后来在2000年9月白露节，回乡下将我父母亲的坟墓从思口乡迁回到西冲的冲头岭，也迁徙了我祖先士荣公和俊礼公的坟墓。我也在祖坟旁边为自己安排好了葬地，我在身后也会回到家乡的。\r\n我们徽州人是讲究叶落归根的，这就是在变化很快的时代里我们所拥有的慎终追远的感情了。我想这也是很重要的。我父亲的各种品质，对我的人生产生了影响，我希望我自己的子孙后代也能够发扬徽骆驼精神，将我父亲等一代徽商的优秀品质代代相传，保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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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12, 798, 1, 'yujialin', 3, '一个徽商后代的回忆-俞昌泰', 1213106070, '一个徽商后代的回忆-俞昌泰  \r\n 【原文发表于《史林》2006年第92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2006年4月30日出版】 \r\n                俞昌泰口述   何建木、张启祥整理 \r\n[整理者按] 明清时期，徽商是中国著名商帮，曾经诞生了诸多成功的大商人，而其中盐、典、茶、木是传统徽商经营的四大行当，其中歙县多盐商，休宁多典当商，婺源则多茶商和木商。晚清以后，徽商在盐业和典当业的经营上逐渐走向衰弱，在茶业和木业两大行当依然保有一定优势。到民国时期，徽商则更加衰落下去，大部分徽州人已经不再像明清时代那样驰骋全国商场，而是选择了默默的躬耕垄亩。不过在上海，我们却惊喜的发现，依然有一些徽州商人活跃的身影，他们可以说就是“末代徽商”，以其祖辈所拥有的徽商经营理念，结合现代经营谋略，创造了徽商没落时期一个中小商人所能成就的辉煌。他们的家庭生活，也是一个普通上海人家曾经有过的生活，从中可以见到社会与时代的变迁。我们对他们的后裔进行了采访，以下是部分采访内容。录音和访谈时间是2005年4月20日，10月30日。为保留历史的真实面貌起见，也为了了解口述者的真实心理状态，本文基本依照口述者原本的叙述内容和叙述顺序进行整理，仅在少数整理者认为必须加以说明之处，以注脚形式给予注释。参考资料则包括民国丙寅年（1926年）俞崇瀜等人修纂的《星源西冲俞氏宗谱》，2005年俞昌泰编纂的《西冲俞氏正和堂家谱》等文字材料。整理稿业经口述者本人审订。口述者的父亲俞仁耀，安徽省婺源县人，1896年出生，字子良，号龙甫，乳名秉烛。八岁在乡下私塾三年，十一岁（1907年）进村头杂货店学徒六年，十七岁务农四年，二十一岁（1917）到上海，在陈家渡（北新泾）达亨昌木行学徒三年，二十四岁于曹家渡裕丰木行和源昌盛木行（婺源人俞子标为老板）就职，七年后该行亏损歇业。三十一岁（1927年）同金绍香（恭治、恭安、俞品佳、花瀛为代表）一股、刘瑞昌与张玉清合一股，各出资一千银元，合股开设协泰祥木行。经股东们同舟共济，齐心协力，业务得到了空前发展。扩大了的协泰祥，已不满足于本地市场，派张玉清去常州与当地李姓经理开设协大祥棉布号，刘瑞昌赴康脑脱路（现康定路）主持协和木行，俞仁耀则仍在本行坐镇，以后又抽资金和别人开设协义木行。十二年后（1939年），由于日本侵略,以致百业萧条，和谐的局面产生了裂痕，最后只能分道扬镳，各奔前程。1943年，俞仁耀用拆股的钱，回乡置田,合并祖传四亩共计11亩田。抗战胜利后，独资在原地（今梵航渡路，抗战前称极司非尔路，1466－1468号）开了协泰祥良记木行（1946），时年五十一岁。1956年公私合营，1962年退休，1989年病逝于上海。口述者俞昌泰，仁耀第三子，1933年出生于上海，中国医科大学本科毕业，原主治医生，现居上海。 \r\n                                一、婺源：徽商的故乡 \r\n整理者：俞先生，您父亲是婺源人，您却是在上海出生的，那么您对家乡、村落和俞氏家族等方面的情况，有所了解吗？能不能跟我们讲讲？ \r\n俞昌泰：我们婺源呢，我是年长了之后才知道得多一点，以前是什么都不清楚的。我们家，讲起来既业儒，也经商，又是农，三者相结合。我太公的太公建了一个正和堂。我太公的太公，乡下的名字是节斋公，族谱上也叫俊礼公。他的父亲，也就是正和堂堂主的父亲，一开始也是一个读书人，既经商，也务农。传到正和堂时，俊礼公比较用心，他那个时间曾经在族谱上查得，有从五品的官衔，但实际上他没有正式上任过，书是读过，也通过考试获得功名，但主要是靠捐献得来。那时，我的家乡婺源县西冲村，不是怎么开发，比较穷，也不富裕，生活上也不太好，所以乡村里的建设应该说比较原始简陋。节斋公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本仁、小儿子叫本仲，南京的木行主要是从节斋公开始的。开了木行以后，生意不够兴隆，也只是一般性的经营，只能一般的维持生活，并不富裕。自从节斋公回乡以后，大儿子本仁公接替金陵木材业，他的经营方式也没有太大起色。本仁公有个儿子，叫做光治公，他的脑子比较灵活。应该讲，开始的时候他也并不灵活，据祖先传下来讲，我们乡下由于有很多水井，其中有一口水井叫石壁井，据说人喝了这个井水，思想会活跃起来，聪明起来，所以这个井就叫做“开窍井”，也叫“窍泉”。光治公本身生在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他成长是在金陵的。小时候回乡据说是独爱喝窍泉水，从此变得灵活起来，于是经营方式开始大大改变，组织生意有一定的魄力。 \r\n  \r\n 以前从长江上游漂流下来的木材抵达金陵上新河，然后零售出去。光治公接手之后，思想上比较开拓，他想，我们接受这个木材，木材在上游价格一般很贱，生长在山间的树则更贱，那么直接去山上购树是否更便宜？假如从山上砍伐下来，到下游可以挣取更大的利润。他想，自己是不是应该从上游去发展，因此他大胆组织了一些人，想这样做，可是去上游直接参与采伐木材，自己资金很不足，于是就向俞老四借钱，这个人碍于上一代人有所交往的面子，就想借给他，但不知道光治公的理财能力怎样，就把光治公叫到面前，见到光治公前额开拓，颇有生气，就问他要借多少钱、派什么用场，光治公就说要三万元，想到上游伐木，计算了利润之后，感到此事可行的，俞老四觉得他讲的很符合逻辑，就马上拿了三万块钱给他。于是光治公组织人力到长江上游贩运木材。光治公对一路风险作出了谨慎的准备，如万一碰到强盗、自然灾害等各种危险都考虑到了。由于风险意识强，事事小心，所以一切顺利。果然不出所料，经过两三次以后，本钱马上翻倍，过了两三年就还了此债。借钱的人觉得他还钱爽快，光治公很讲究信誉，正因为讲究信誉，所以下回借钱就不难。人家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因此光治公以后手头非常活，只要开口，就会应声到手。龙腾的俞老四过去挣钱也是很多，他们之间是不是有亲戚关系，在家谱上看不到，估计财务上的往来从祖上就有的。经过几次经营，光治公挣了很多钱，他就能够从四面八方调动资源，在生意场上更加活跃，因此他的信誉和经营方式都很完善。徽商实际上也是继承了乡下人过去传的范蠡的一些经商思想，他的发家致富经验传授给了徽商，徽商接受了范蠡的传统。估计光治公听到了这回事，也灵活运用这些传统，发了大财。当时节斋公两个兄弟还没有分家，大概有十三户的样子，分家共十三份，第一次分家，每一家就分到了一万二千两的银子。前几年我一个住在江湾镇的八十多岁的老乡，给我讲当时光治公的家财超过百万。那个时候，本仁公有六个儿子，本仲公也是六个儿子，十二个儿子，加上本仁、本仲以及他们的祖父节斋公，尽管节斋公已经去世，但他还有一个后房李氏一份，总共有十三份，或者十五份，那个时候真的发家了。一直到后来分完银子之后，我们家直系祖先本仲公一房，也参与管理金陵木业。 \r\n  我这里再讲一下本仁公和本仲公。光治公虽然挣钱多，但是命不长，只有五十多岁就过世了，医学不发达，也就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去世，全家族都很悲伤，他的父亲就说“钱树儿倒了”。本仲公也有一个奇遇，他在开木行的时候，他选择的一个地方是在长江边上，做了一个像码头一样的点，作批发，又到城里做零售，有一年发大水，上游的木材都漂到了他的那个码头上，那时木排遭风雨袭击，一旦散开，就没法收拾，恰恰被本仲公捞起来，就趁机发了一个意外的财。木材的长途贩运充满了风险，有时候自然灾害也是很可怕的。我们西冲俞氏家族的木材贩运有过厄运，有一年，木材在经过洞庭湖时，正好发大水，大风大浪，木材被打散了，那一次灾难，全家族有三十多人命丧洞庭湖。至于详细的死亡情况及其善后事宜，就不得而知了。但这次灾难之后，又经历了一次家族的分家，拿了这些钱之后，有些人去做生意，卖茶叶的也有，继续卖木材的也有，捐官的也有。本仲公就在家乡造房子，主要就是村头上造了三幢房子，大房子，现在基本保留完好。这个房子有四进，有前堂、二堂、三堂和后进。前堂是招待客人用的，婚丧嫁娶等事情都在前堂举办，二进是住宿的，三进是厨房，四进是关押牲口和厕所用的。这些房子现在比较完好的存在，除了以前烧掉一座房子之外，还剩有两幢房子。 \r\n这是讲我的祖上到本仲公为止。本仲有六个儿子，我家是三房，叫做光灏，造房子的时候出力很大，由于过度劳累，四十岁不到就死了。我的高祖母养了两个儿子，明造和明迢，明造一支，现在基本都无传了。明迢既是士人，又是商人，还懂得医术。他曾经做过实官，据族谱记载，是在江苏的扬中一带做县丞，时间不是很长，而更多的时间是从医，由于医术高明，四乡八邻来求医的人很多。明迢是家族中引以为豪的人。明迢生两房，崇法和崇鐄。崇法和崇鐄的子女也比较多，人气旺，但是在学术文化上，崇鐄要比崇法高一些，崇法也只活了五十多岁，崇鐄六十多岁就过世了。崇法养了五个儿子，其中大儿子早殇，三、四儿子就不怎样了，据传有的吃过鸦片，没有什么出息。二儿子先到上海经商，后来把我的父亲也带到上海来。我的祖父来也做过生意，就在村口八只坎开过一个杂货店，我的父亲从小在杂货铺帮过小工，后来跟着我的大伯父秉辉到上海来了。 \r\n \r\n                  二、上海：徽商的经营、家庭及其生活 \r\n整理者：您能不能更详细的讲讲你父亲的情况呢？ \r\n俞昌泰：我的父亲一开始比较艰苦，从小生下来的时候身体比较壮实，族谱上叫做仁耀，乳名叫做秉烛，乡下人叫做叫他胖烛，因此我这十几年来经常回婺源，乡下人就称呼我为胖烛家的人。后来长大之后到上海经营木材。其实徽商那个时候茶业是第一，木材是第二，其他开典当、或者做其他生意是很少、很零碎的。木材为我们俞氏家族挣了很多钱，因此我的父亲开始帮人家干活。一到上海，也是先帮人家撑木簰。他常说，用竹篙撑木簰，冬天撑竹篙就像捏一个蜡烛，很凉，手脚都开裂了，那个苦头也吃了好几年。当时不懂得保养，大概是因为那个原因，他就得了心脏病。我是学医的，他五十几岁的时候，我陪他去看病，发现就有此病。几年之后，有一个老板，婺源龙腾的俞子标老板，我父亲小时候念过几年私塾，稍通文墨，就帮俞子标做伙计，先做营业员，后来做会计，会计做的时间比较长，大概有十年光景。看到木材有利可图，我父亲从乡下想办法筹来一千块银元，与金绍香，又找到张玉清和刘瑞昌，分三股，金一股，我父亲一股，刘、张合一股，由于我父亲当时年轻，人也灵活，因此木行主要由他主持，木行的名字叫做协泰祥，这个木行的名字也成了孩子们名字中的一个字，我的大哥金泰，二哥阳泰，我叫昌泰，我的弟弟叫荣泰，而实际上木行就是以我父亲为主要负责人的。木行的店址在兆丰公园（今名中山公园）后门以东大约一百米的样子，当时叫做极司非尔路，今名梵航渡路，门牌号是1468号，前面有个店堂，是营业店面，后面是洽谈生意的场所，有沙发电话，我记得非常清楚，号码是22367，而整个楼上是卧房。1466号也属于木行，是木材进出口的运输通道，紧挨苏州河的支流，后面有堆场大约300平方米。店堂的大门朝北50米，就是横卧的苏州河，大门东边紧邻着苏州河的一条支流，即现在的华阳路，现在那个支流已填起来了，小河成了排水沟，上面铺成马路。这条河过去对木行非常有利，店边就是一条，涨潮时可以靠它将木材运输到场地，节约了劳力。过去这条河对穷人来讲，也是一条悲惨的河，那个时候死猫、死狗，甚至死的小孩也扔进去，有的时候很臭。当时的苏州河，虽然并不是清澈见底的，但也能捞起一些鱼虾。我们解决饮水的办法是在店堂的后面挖了一口井。木行南面是圣约翰青年中学和附属小学，也就是现在的现代职业学校，我们兄妹五人，都曾在此就读。这个木行大概存在了十二年，一直到日本鬼子八一三侵略的时候，百业凋零，民不聊生，工商业都很萧条，办不下去了，只好关门歇业。那个时候困难到什么程度呢？拿我们家讲，当时我们家在上海算是中等生活水平，原来也不十分困难，但这个时候也维持不下了。木行解散后，由我父亲盘下来。我们原来堆放木料的地方，就被迫种菜了，有些自力更生的意味。独资前，我们一家是住在曹家渡康福里，分店之后才迁到1468号楼上居住的。堆场西北角朝右的地方原有三间平房，后边还建有一个走廊，大概有三十几米长，平房从东边算起，依次是储藏室、饭间、灶间。这些房间，给师傅们（运输木料的师傅）住宿，也作为小仓库存放一些小工具什么的，厨房有架有两口大锅的烧稻草的灶。后来又在西边并入土屋六间，曾经给我哥金泰作新房，也给胡德新一家居住，后来又有部分出租，这么大的规模，在木业同业中，也算是有一席之地了。我们木行地处沪西，按照当时市区范围来算，是城乡结合部，所以那时候常常听到老辈人，把到南京路说成去“到上海去”，或者说“到东海去”。 \r\n整理者：您印象中木行里那些师傅和学徒怎样？ \r\n俞昌泰：这些师傅有的比较正气，有的也不行，吃喝嫖赌什么都干。 \r\n整理者：这些人是长期聘用呢，还是临时工？ \r\n俞昌泰：有些是长期聘用的。我父亲有“老板气”，与手下人有争执时，他曾说“找一百条狗不容易，找一百个人容易。”这句话的意思是，要找到一个人力极其容易，当时在上海想务工的人员极多，不缺人力，如果你不想干，想走的话，随时都可以走人。 \r\n \r\n \r\n整理者：木行找到的伙计以哪里的人为主？有苏北人吗？ \r\n俞昌泰：主要是崇明岛、海门、启东等地的。 \r\n整理者：为什么崇明岛的多呢？ \r\n俞昌泰：因为他们找事做的人多，大概是先来的崇明人以后介绍同乡来的关系。在店堂门口总是有一些手推车，这些车子都是拉活的，只要招手就来了。 \r\n整理者：为什么不聘苏北人呢？ \r\n俞昌泰：苏北也有，但过去主要嫌弃他们有些不正气，正式聘用的苏北人极少。主要还是崇明的居多。自从我父亲盘下木行之后，用婺源家乡人比较多。我父亲对婺源人还是好的，因为在上海做生意已经有了一定规模，对家乡有感情，家乡来的人，也总是来这里住宿，吃饭，想走就走了。 \r\n但是我父亲在旧社会受到的压力也多：一个是政府机关，苛捐杂税；另一方面，是地痞流氓多。当时木行的窗口都用铁栏杆拦了起来，有的白相人把枪放在窗口，说“俞老板，我想借你几个钱花花”，借口要结婚、生孩子、过生日、做寿，甚至为已亡故的父母做阴寿。 当时抢劫、盗窃都很多。那个时候极不安全，于是父亲就到曹家渡康福里，顶了一幢房子。上海话顶下来就是买下来。他认为住在曹家渡比较安全，时间大致是1937到1940年的样子，我那个时候也就五六岁。我们晚上到曹家渡睡觉，离木行有一公里半的样子。 \r\n整理者：你们怎么到曹家渡去的？ \r\n俞昌泰：我父亲常带着我坐黄包车去的，主要是为了躲避不必要的麻烦。冬天的时候，我在路上常见有很多被冻死的人，里边属小孩冻死得多。在中山公园和政法学院之间有一条路，常见有很多死人。我亲眼见过芦席中包裹着一个尸体，或者草席子包裹着尸体，扔在马路边上，由普善山庄的工人踏着三轮车来收尸。那个时候政法学院叫做圣约翰大学，中山公园叫做兆丰公园，围墙是用竹篱笆编起来的。那条路晚上不能走，一旦走路经过，常常会被被抢劫。有人被抢得只剩下一条短裤，甚至被打死了扔在那里。 \r\n整理者：收埋尸体的慈善局，有没有工作制服呢？ \r\n俞昌泰：有的，有制服，上面好像还写着“普善”两个字。收尸体的车是三轮车，也就是后面有一个车厢的三轮车，就拉走了。所以当时是比较乱的。 \r\n整理者：上面您说了一些关于父母亲的事情，能不能再具体讲讲您母亲的情况呢？ \r\n俞昌泰：我的母亲叫做潘金翠，在婆家的名字叫烛意，大概是助意的意思。光绪壬寅年（1902年）12月16日出生，孔村潘益宜公长女。13岁嫁来西冲，25岁随父到上海，一生中怀了13胎，一开始都夭折了，只有在我大哥金泰过继到我家后，才连续留下了我二哥阳泰和我，再下来就剩下爱美和荣泰。母亲生活上克服困难，节俭、能吃苦，有自我牺牲精神。记得在抗日战争时，我们住在曹家渡康福里，有一天，有日本兵在附近被人杀死，为了报复中国人，鬼子突然进行区域封锁，妄图以此来搜捕抗日分子，既不准人员往来，又断绝粮油食品的供应。我们母子四人都被圈进。“民以食为天”，现在突然遭到这件事，自然尴尬万状，幸好爹爹在外围，他利用金钱贿赂伪警，母亲则考虑我们两个小孩年幼，决定将我们一一送走，自己则担当起留守责任。三个月后，戒严解除，初见到母亲时，与前时候判若两人，形容消瘦，头发已经灰白！这时候她也不过刚刚四十岁而已。据说受围地区饿死几百人。我母亲在处事上冷静决断，很有主见，大概在我两岁的时候，家里夜里有盗贼闯入，总共六七人，两个贼用铁针刺我父亲的耳朵，以逼财物，其他的贼则到处翻箱倒柜，大人都不敢动，母亲就借着抱小孩的机会，故意让我哭闹，以扰乱盗贼的情绪。事后她说：“强盗是见不得人的，他们的心很虚，怕招风，所以一旦小孩大哭小叫，他们就会忐忑不安，草草收场。”这件?', '122.88.30.23', 0, 0, 1, 0, 0, -1,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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